作者:杨晨寅 开锐管理咨询
十九大报告指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下,新动能不仅将成为实体经济的增长点,而且还将成为新生产力涌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推手,进而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城市纷纷依托机场规划建设临空产业区、临空经济区和空港新城。一方面希望依托大型机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快速聚集高端产业发展要素,另一方面高端产业,将空港新城打造成为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
因此,在新的宏观环境中,研究新动能与临空经济区二者之间的融合发展就显得十分的有意义且必要。本文通过分析两者的内在逻辑联系,总结出临空经济区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及培育壮大新动能方面的方向及着力点。
自2015 年起,“新旧动能”开始并频繁出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主要领导讲话和文件中,但并没有对“新旧动能”作严格的概念界定,但从中这些资料中可以理解“新旧动能”丰富的内涵。2017年11月,李克强总理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培育新动能、改造传统动能,淘汰落后产能,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对于新动能的概念,学界并没有确定性的经济学解释。有观点认为新动能=新动力或者新动能=新动力+新能力,其本质是更高的效率,强调集约高效高质发展;有观点认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增加新动能,升级传统产业往高端方向发展后也是新动能。
在融合各方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对新动能的理解应聚焦在“是否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驱动力以及是否能带来可持续的快速增长”。因此,“新动能”不仅包括新兴产业催生的新增动能,而且还包括处于传统产业和传统经济模式提供的“旧动能”,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产品质量和效率之后转换为“新动能”的部分。
新旧动能转换是新技术革命的必然要求。新旧动能转换和新技术革命相伴而生,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每一次前行,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18世纪末机械制造设备的引进开启了人类工业化的进程,蒸汽机等机器彻底改变了手工为主的生产方式。20世纪之初,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采用电力驱动产品的大规模批量生产掀起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并延续至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引入了电子与信息技术,从而使制造过程不断实现自动化,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目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配合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将物联网技术和服务应用到制造业的全新生产模式正在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每一次的工业革命伴随着更高效的生产方式,这都是新动能替代旧动能的表现形式。新技术革命不断发展,也就是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
图1 工业革命的演化过程与新旧动能转换
新旧动能转换是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基本前提。全球价值链的升级主要包含生产过程升级、产品升级 、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第一阶段是生产过程升级,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竞争优势来源于较低的生产成本、运输成本、规模经济。通过引入工艺流程的新的组织方式,可以提升价值链环节上的生产效率。第二阶段是产品升级,引进、研发新产品、新品牌,改进现有产品效率,从而提升产品质量。第三阶段是功能升级,组合价值链的优势环节或战略环节,专注价值链某个或某几个优势环节,实现从 生产环节向设计和营销等利润丰厚的环节跨越,最终获得该产业价值链的治理权。第四阶段是产业链的升级,从原有价值链向具有更高价值量的价值链跨越,实现更高的收益率。总的看来,全球价值链中企业实现这个四个阶段的升级过程,才能从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转变。
图2 全球制造价值链示意图
在过去 20年里,西方传统制造强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有所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的跨国公司将处在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和加工环节外包至低成本国家或地区。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如研发、核心零部件制造等领域,西方传统制造强国始终保持领先优势。如iPhone由苹果公司负责研发设计,在全球进行零部件采购与生产,最终在中国的富士康完成组装生产,再出口至全球各地,其中苹果公司赚取了超过60%的利润,而富士康赚取的利润占比不足2%。尽管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全球第一大制造国,但是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和低附加值环节,并没有实现全球价值链治理权力的显著提升。中国企业低端锁定的重要原因是企业自身创新能力不足,从而加剧路径依赖而被锁定,而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是中国企业再次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因此新旧动能转换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解决“两端挤压”不利局面、实现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的必要条件。
新旧动能转换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保持快速增长,自2008年GDP总量超过日本以来,一直保持世界总量第二的位置,并且和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在经历30多年的快速增长后,成本竞争力、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外延式增长已经达到极限的边缘,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从2012 年开始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经济增长率持续低于8%的水平。如此庞大的经济总量,若是仅依靠劳动、资本、土地等资源比较优势而保持快速增长愈发变得不可持续。同时,随着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内企业通过模仿创新而获得的后发优势的空间也越来越小。这些都预示着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才是根本出路,新旧动能转换是中国由外延式粗放型增长走向内涵式集约型发展的必然之路,从数量走向质量的道路。
图4 中国历年GDP增长率变化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中国特色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各种新形势、新任务与新挑战,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培育与壮大,要发挥临空经济区的独特作用。而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发展,各地临空经济区在创新发展、优势产业支撑、机制体制保障、现行先试示范等方面积累了较为厚实的基础、先进的经验和显著的优势。
依托机场、铁路及公路立体交通网络的汇集,多数临空经济区成为了区域的综合性交通枢纽。依靠枢纽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同时通过理念创新、政策创新和机制创新等方式使得临空经济区超越了单一的交通属性而成为科技创新资源、高新技术产业、科技创新人才等高端要素的聚集高地,形成以航空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区,逐步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通过对国内八大机场所在地区的GDP增长率与其所在城市GDP增长率五年的平均值比较(2013-2017),发现机场所在地区GDP增长率均高于城市GDP增长率,八个地区GDP增长率的平均值平均高出城市8%。
表1 国内八大机场所在片区的GDP增长率与其所在城市GDP增长率五年平均值比较表
目前,各地加速对临空经济区的建设和投入。全国提出临空经济区发展相关指导意见的省市有32个,全国已经明确规划并进行建设的临空经济区达到67个。截至2018年5月底,全国已有12个临空经济示范区,2018年新增两个临空经济示范区分别为宁波临空经济示范区和西安经济示范区。
表2 截止2018年中国临空经济示范区分布[4]
各地临空经济区充分依托其科技创新优势,积极完善创新创业环境,努力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兴业态,发展了一大批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在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成为了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聚集地。从特色产业看,各临空经济区已经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发展潜力大、资源禀赋优势显著的高新技术产业,产 业链日益完备,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如率先起飞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依托龙头企业富士康的拉倒,形成了全球重要的智能终端制造中心,全球超过一半的iPone智能手机产于此地;天津空港经济区依托空客总装项目的拉动,成为了亚太地区重要的航空制造基地;上海则借由国产大飞机C919的总装基地,发展为全国大飞机制造产业的中心。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已经具备国际竞争力,在关键前沿技术开发、重大产品与装备制造、国际技术标准创制等方面涌现出一大批高端技术和产品。
图5 全国主要临空经济区产业特点
伴随着各地机场设施的逐步完善,建立以航空机场为依托的空港型自由贸易园区成为了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途径。通过统计发现,国内主要的自贸区均设置了机场片区,空港与自贸区的结合使得临空经济区成为了创新机制体制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各地临空经济区积极推进科技与经济结合、科技和金融结合、市场和政府结合、中央与地方结合,加强知识产权运用与保护,促进人才聚集、培育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深化产城融合,率先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进简政放权,创新管理体制和社会治理模式,为经济发展新动能培育与壮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图6 国内主要自贸区均设立了机场片区
新旧动能转换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而同时临空经济区是依靠机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促使资本、劳动力、技术、知识、管理等生产要素向机场及其周边聚集而形成的独特经济区。依托临空经济区培育和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需要做到两个“三位一体”。
构建政府服务、市场运作、企业主体的“三位一体”和谐关系,是培育新动能的道路选择,能够进一步夯实和筑牢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创新服务体系、转变服务方式,主动化解经济体系中积累的矛盾,营造透明、公平的市场,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以增强企业的活力; 由市场主导企业竞争,甄选优秀企业,良币驱逐劣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依托新动能的蓬勃力量,加快了淘汰落后产能、消化过剩产能的步伐,进一步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驱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从而提高供给质量水平。由此,推进供给侧改革,需要审时度势,重塑新型的政商关系,确立政府、市场和企业的角色定位,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释放市场活力,将会不断涌现新产业、新业态,为当前经济增长注入许 多积极因素,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
以机场及周边地区为发展空间,依托紧邻机场的区位优势、航空导向型产业的自组织优势、空港新城的资源平台优势,实现空港、产业和空港新城三者协同发展。空港、产业、空港新城是临空经济区发展演进的三大关键要素,三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动关系,其发展演进可以看成是由三者形成的“三位一体”系统的演化过程。通过相关规划制定、产业布置、配套设施、土地利用、协调与管理、顶层决策等方面相互作用,互相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将空港、产业、空港新城这三个经济主体整合为步调一致、互促共生的利益共同体,从而增强其互补共生关系,达成整合区域要素和资源重组,协调各利益集团关系,提供一个和谐的宜居环境和产业发展空间的目标,最终帮助区域实现跨越发展和快速崛起。